晚年埃利亚斯：从退休无名到大名四起

这是一篇不错的综述。

• 导言

• 阶段划分

• 第一阶段（1925 年至 1977 年）

• 第二阶段（1977 年至 1990 年）

• 第三阶段（1990-）

荐读：Barbara Górnicka, Katie Liston and Stephen Mennell. 2015. “Twenty-Five Years on: Norbert Elias’s Intellectual Legacy 1990–2015.” Human Figurations 4(3).

导言

作为埃利亚斯研究专家、主要推手、全集出版人Stephen Mennell，在2015年一篇合著论文中，提出这一个问题：

如果Elias的《文明的进程》在当年被立刻翻译成英文了，那是不是现代社会学，就是Elias在哈佛大学教书，而帕森斯只能去Leicester了（注：Elias在57/58岁才在英国谋到的教职所在）？

Supposing that Elias’s book had been translated immediately into English, how different, Dunning asked, would modern sociology now look if Elias had had a post at Harvard University, while Parsons had been at Leicester?

就像当年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开篇语：现在还谁读斯宾塞？如今，谁还谁帕木森斯？

Now one may ask ‘Who now reads Talcott Parsons?’

Stephen Mennell指出，帕森斯晚年自述是自己的理论思考是从康德出发，而这正是Elias一直反对的（或称后—哲学的社会学），反对哲学式的独我的、沉思的、封闭的、成人的人之形象，更反对静态的社会形象。

阶段划分

Mennell在这篇文章中，回顾埃利亚斯研究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5年至1977年）：埃利亚斯的作品，在他的个人相识圈子之外鲜为人知；这个时期在Goudsblom（1977）中有详细讨论。

第二阶段（1977年至1990年）：Elias出版空前繁荣。尤其是举办了三个重要的国际会议（1977年在亚琛大学，1978年在纽约以及1980年在牛津的Balliol学院），汇聚了数十位Elias思想研究者。

第三阶段（1990-）：到埃利亚斯逝世时，已经有一个西欧学者网络，而1990年以后的所有或几乎所有研究集会都起源于这个网络，通过招募每一代年轻的社会科学家，继续扩大规模。【按：指现在的Norbert Elias Foundation。但坦白地讲，Mennell等人一代在教职分布上还好些，在都柏林、莱斯特等大学，但到了他的下一辈，教职分布就开始有落差了】

第一阶段，可参考我之前推送的：

第二阶段（1977年至1990年）：

Elias从英国莱斯特大学在1962年退休时（60岁）前后，英文专著只出版了一本The Established and the Outsiders （2008 [1965]），与他的硕士学生约翰·斯科特森（John L. Scotson）合著。

【按：这本书，是Elias负责理论部分，Scotson负责经验部分。收入全集时，加了Elias的一些笔记，包括一些理论评论。这本书未必与他晚年再出版的书有融洽性，有学者也另有评论，不赘。】

其实这阶段，埃里亚斯（Elias）总是写稿，但他不愿发表。Elias档案中的打字稿显示，他都写了又改，不断添加，修改。帮他出版的推手是迈克尔·施罗特博士（Michael Schröter）。

【按，这里可能主要是指德语界出版】

在196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中期之间，人们逐渐认识到了Elias。

但是，在1964年，埃利亚斯第一次被邀请参加在海德堡举行的德国二战后最大的社会学会议，以纪念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诞辰一百周年。埃利亚斯的待遇不佳：

——他没有像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这样的知名人物招待

——他为此准备的论文甚至没有收到当年的论文集！

【按：印象提及，好像当时提交的是讨论group charisma。】

——但是，在这次会议上，他遇到了当时德国社会学领域的重要人物Dieter Claessens教授，他于第二年邀请Elias担任明斯特大学的客座教授，

命运转型在1960年代末发现了。

是1969年Überden Prozess der Zivilisation（《文明的进程》）的重新出版，，以及他的主要理论论述《什么是社会学》（1970）。1976年，Suhrkamp这个重要的的出版社，出了《文明的进程》的平装版，让埃里亚斯（Elias）成为德国和奥地利的知名知识分子。

于是，埃里亚斯在二战前任职的大学法兰克福（Frankfurt）追溯授予教授头衔。他成为法兰克福市阿多诺奖的第一位获得者。

【按：30年代，Elias当曼海姆的助理，想做教授资格论文，与阿多诺/霍克海姆，在同一栋楼里。前者为社会学系，后者为社会研究所，都是法兰克福大学所属。】

在法国，同样在1970年代，埃利亚斯（Elias）的思想也被法国历史学家（Annales，年鉴学派）历史学家所接受。

不过，埃里亚斯用德语撰写的作品的英文译本直到1978年才出现，因此他对英语世界的影响仍然受到限制。

埃利亚明确表示，不希望建立社会学“学派” ，但其他学者开始出版书籍和文章，从他的作品中汲取了灵感。最初，这些研究几乎完全局限于与埃里亚斯进行过亲密接触的人们，尤其是在莱斯特或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他曾担任客座教授的荷兰和德国大学以及后来受到他们影响的研究学生。最著名的是阿姆斯特丹的Johan Goudsblom）和Abram de Swaan

在英国，在莱斯特大学，特别是Eric Dunning的体育运动社会学研究小组以及利兹大学的Richard Kilminster和埃克塞特Stephen Mennell

【按：当年著名的社会学理论家，如Giddens和Nico Mouzelis都曾在此系任职，与埃利亚斯是同事。】

在德国，尤其集中在波鸿和汉堡和Bielefeld。埃里亚斯1978-84年间在Bielefeld担任常驻研究员。

【注：当时卢曼也在该校任教，但没什么交往】

为了纪念Elias的九十岁生日，在《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上刊登了双期特刊。

第三阶段（埃利亚斯1990年去世之后】摘要一些吧

埃里亚斯本人是不想让后人遗忘他的工作，所以在1983年主动成立了埃里亚斯基金会。董事会由Johan Goudsblom，Hermann Korte和Bram van Stolk组成，总部位于阿姆斯特丹。

当埃利亚斯在1990年8月1日去世时，基金会是他的唯一受遗赠者，从而继承了他出版的作品和未出版的手稿的版权，以及书信和一笔可观的金钱。由于Elias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进行了多次采访，还包括一些录音带和软盘。

不过，埃利亚斯退休后，曾在加纳大学任职这，他也收藏了一些西非的艺术品。埃利亚斯基金会，为了成本考虑，还是卖了一些。

埃里亚斯的论文手稿被卖给了德意志文学档案馆（The Deutsches Literaturarchiv，DLA），专门保管。目录有在线版，见：http://www.kuwi.uni-linz.ac.at/hyperelias/z-elias/

埃里亚斯基金会也资助学者是去该地查档案研究，比如之前有研究学者去那里研究埃里亚斯对弗洛伊德研究、笑话研究和在加纳的生活等。

比如，2011George Steinmetz: Norbert Elias in Ghana: Ein unbekanntes Kapitel der Soziologiegeschichte.

【注：Steinmetz是密歇根大学社会系/德国研究系教授，研究帝国史，及其与社会学关系，也研究过非洲社会学史。】

为什么埃利亚斯在美国不流行吗？

【注：该基金会颁过几次专著奖，和美国社会学会的比较历史分析分会，没有一本是重叠的！】

The reason Americans don’t take to Elias is that he writes about Europea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hange and American sociologists don’t feel comfortable with that sort of thing, except for [Jack] Goldstone and that small lot; and because he is theoretically very adventurous and synthetic, and they don’t go for that; and because he trashed Parsons, who many of them liked back in the day; and because he could be mistaken for a closet Freudian, which they don’t like; and because he brings up really obnoxious qualities of humankind, which they particularly don’t like; and because he wrote a helluva lot of stuff, which takes a long time to read, they don’t have time; and because ‘figuration’ is a word that has a distinctly effete connotations in this country, and sounds like art history (Quoted in Dunning and Hughes 2013: 44)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385期）